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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所属分类:宗教学
大分类:宗教信仰与文化
关键词:宗教信仰, 信仰体系, 宗教文化, 精神寄托
张维迎:,男,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1999-2006)和院长(2006-2010)。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
研究内容
  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文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2年,他关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2010年07月出版了《市场的逻辑》一书。
人物观点
  1996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张维迎做了一个比喻:假如把月亮交给一位农村老太太,月亮产权是清楚的,但没有效率,美国人随便就飞到月亮上去了,这个老太太管得了吗?由此他提出观点:进行产权改革,并不是因为产权不清楚,而是因为现存的安排没有效率。而对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他指出“马背上画白道道以得斑马”的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思路行不通。   2000年6月,“50人论坛西安会议”上,张维迎的观点依然尖锐:“裁判和规则制定者一定是政府吗?”并建议政府官员应该人手一册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来认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意义。   2006年3月,坚持自己“市场经济逻辑”的张维迎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后遭到强烈质疑,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而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他的全文,就断章取义地给了他“黑了心的”封号,原因之一是那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
颇受争议的言论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
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注: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公认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   “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
关于市场自由的言论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人物评价
  张维迎教授的博士论文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 契约理论》在许多高校研究生中都是人手一册,并成为1995年我国经济学界学术水平最高刊物《经济研究》上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博士担任执行主编的《中国经济学-1995》一书,宗旨是收录1995年中国经济学家最好的论文,他们从1995年权威的经济学期刊中初选了47篇论文,此后再由专家投票选出了入选的论文10篇,而张维迎就占了2篇;《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出版,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的导师莫里斯教授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联系张先生回国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经济学界离现代经济学前沿又近了一步。